「深度」浙江“硬核”行为背后的心酸，及中西部各省的心态

Part1|背景

疫情爆发以来，眼看2025年一季度过半，2月将尽，在积极抗疫的同时，出于对经济发展的忧虑，许多地方复工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16日至19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涉及14省98县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调查（不包括湖北省），结果发现尤其在县域、村庄劳动力的流动不容乐观，而那里正是中国大量劳动力沉淀的地方。面对如此形势，浙江、福建等省份采取雷霆措施，获得了网友的点赞。可以看到，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省份的选择南辕北辙，企业主与劳动者的利益也并不一致，在这中国“折叠”的现象背后，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存在顽疾的体现，当引起重视。

Part2|复工阻力大是因为要求太急迫

客观来说，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许多地方可能至今都还处于懵逼、无序的状态。资源和人员的极端匮乏，让决策和执行无法统筹兼顾。其中，“管死”的疫情防控体系成了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面对体制内外的高压，面对舆论的责难，不少地方如履薄冰，选择保守操作是必然选择，毕竟一旦疫情防控不力是会丢帽子的。地方积极性不高、摇摆不定，让劳动者无所适从。如有内地工人要赶回沿海地区上班，在路上就被堵住，要求出具健康证明，规定要先去医院排队，抽血拍CT，再去相关部门盖章签字后方可放行。然而从县城到了市区，仍旧是封的死死的，最后不得不放弃出行。

另外，行政流程也是个问题。比如上级文件还没下来，或者文件下来了但本级领导还没有表决意见，再或者是本级通过了并下发了文件，但下级部门暂未收件、收件暂未处理、处理暂未公布实施方案等。如果没有成熟的应对方案就投入任务执行，出了事当地部门是要被处分的，而这一切的完善都需要时间。

其实，流程、协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要是过于急迫，反而不利于后续疫情防控和管理。如果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满足情况下一味追求复工率，基层可能不得不选择作假。据悉有的工厂，大部分工人尚在隔离，接到命令硬是把机器全开起来，用耗电来掺假复工。

从劳动者角度，复工也充满了未知数。一家企业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马上复工？现场上班有感染的风险，企业是否都做好了安全保障措施？如果不幸染病，又不算工伤，那如何弥补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损失？有的企业员工表示，疫期已经严重超负荷工作了，这也是一种抗疫的行为，我们应当如何给予补偿和援助？这些问题不处理好的话，会打击人们复工的积极性。

Part3|浙江被逼行动，以及中西部省份的小算盘

如果说上述问题假以时日，理顺机制后能够顺利解决，那么下面的问题则更多体现出我们发展模式中的短板带来的阵痛，短期内无法轻易化解，带来更多更深的思考。

浙江省在本次抗疫和复工中果断、快速的反应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要论浙江何以能够做到如此高效，网上已有不少解读类文字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本质上都是被逼的。

这与浙江的经济结构有关。一是浙江民营经济虽强，却主要强在各种薄利多销的行业上，真正高科技高利润的民企占比并不高。这使得工厂根本不敢停工，恨不得7x24x365运转才好，如果停1、2个月，生存压力很快到来。二是浙江老板虽多，却罕有大老板。企业真的做大了也去北上广了，剩下的都是小老板。小老板兜里百把万，公司在动资金在转，负债不怕，这是浙江老板的共性，一旦停工，银行一催，恐催出倒闭潮。三是浙江经济外贸占比大，如果出口受阻，对经济的影响很大。如果再不开工，所有年前接的外贸单子都要按毁约处理，或将导致外方直接取消其供应商的资格。

在这里和隔壁的江苏省做个对比。论疫情江苏没浙江那么严重，但复工很谨慎。这和江苏省国资和外资的占比较大不无关系。国资多挺几天问题不大，外资也谨慎，虽然想复工，但更多考虑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并不那么着急。浙江急着复工主要就是因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老板们扛不住了。

在浙江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中西部省份按理说经济实力不如浙江，更要注意防范经济下滑的风险。然而各省做出的选择耐人寻味，导致疫情防控出现了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东部地区迫切希望复工，却因缺乏安全可用的劳动力而无法复工复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却闲置在家，想务工而不得。很多劳动力沉淀的地区，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出入控制措施，结果是，全国劳动力处于封冻状态，经济社会复苏滞缓。本文开头提到的调查报告也指出，平均起来，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低于10%。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等劳动力流出大省的流动比例最低。

这不是巧合，由于资源倾斜及中国各省之间事权与财权的不平衡，中西部省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尤其是人口输出大省），加快复工意义不大。比如各省劳动力在沿海工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社保、公积金、还有租房消费负担的相应税收全部由沿海征收，但他们留在内陆的子女、老人所需要的教育医疗还有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开支是由内陆财政负担。又比如沿海港口代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些税金是全国消费者负担的，但征收是沿海海关代征。还有沪深证券交易产生的证券交易税，是上海、深圳收，但本质上是全国证券投资者承担的。还有企业增值税，征收大头都是在企业总部所在地，但这笔税负早就被企业转移到消费品定价由全国消费者承担了。另外还有像中石油、中石化、华能、国电这些企业控制的内陆资源开采开发产生的利润和税收，都是在企业总部缴纳或直接上缴中央的，内陆省份并不能直接获利。至于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种间接收入，毕竟受制于人，并不如抢人头带来的财富效应来得直接。所以，加快复工对中西部省份而言没有明显、直接的好处——实际上反而有坏处，因为打工者走得越早，留在本地的产业和消费也越少。不如把人都管死，还能减少疑似病例刷政绩。

有的地方在抗疫的同时，对回乡的人才加强了感化与拉拢，鼓励人们留乡创业，或者作为村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叠加一二线城市经济下滑裁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往常年轻人回家过个年，没几天就要走了，与家乡和亲人间的联结越来越少，对老家农村的未来感到迷茫，也根本不会想着去深入了解家乡。现在很多人因为疫情被隔离在老家，日积月累才真正了解到农村这些年的情况，一部分人可能这一次就呆惯了，并不想再回到到沿海省份工作了，而选择直接到临近省会城市或当地就业。

这一切，正在或将要加速颠覆人们的一些固有观念，如农村没希望、农民要进城、农民要“上楼”集中居住等。这对未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影响深远。

Part4|思考高质量发展之道

回过头来看，疫情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民营经济缘何迟迟无法建立起稳健可靠、具备一定抗风险能力的经营模式？这不单单是让浙江省头疼的问题，不是出一二十家有代表性的明星企业就能够解决的，在明星光环的背后，是多如牛毛的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他们才是民营经济的主体部分。过去我们受制于技术、人力等因素，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培养一批民营骨干企业。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有了物联网、有了5G网络，是时候思考如何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走向成熟。关键不是树典型，因为特例往往没有普适性的意义，而是应该着重于机制和环境建设，根本在于提升民营市场主体的地位。

西部大开发战略短短十几年，确实取得了傲人的成就，最明显的变化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有了极大变化，原材料工业突飞猛进。下一步将引往何方？改革开放40年来，内地人民（特别是中西部）为沿海经济贡献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得以青云直上。但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仍然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经济非公平增长的危害仍然存在，导致中国各省出现阶层“折叠”，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发展模式，带领我们实现了众多奇迹，现在是否到了需要转变的时候了？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特别是生产型企业很难招到本地一线工人，本地人一是工资高，二是法律意识强，三是根本吓不住，企业更愿意使用来自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这成了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维权意识的加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最后不得不放弃既有发展模式，这一天或早或晚都回来。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这次疫情只不过加速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节奏。